中國絲綢之路戰略的機遇與挑戰

2014-11-03 22:26:29BY:guo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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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批準通過“絲綢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網”世界遺產名錄申請報告。這標志著中國與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聯合提交的這一文化遺產項目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此前,伊朗國家利益委員會戰略中心主任,伊朗前外交部長阿里·阿克巴爾·韋拉亞提博士在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舉行的講座中提到,伊朗對習近平提出重振絲綢之路表示歡迎。他說,重振絲綢之路可以進一步促進兩國的貿易和交流,并深化兩國的雙邊合作。

“絲綢之路”是合作新范式

“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增長態勢和結構日趨分化,南北差距呈現復活傾向。在此背景下,美國又開始推進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區域經濟整合,試圖主導21世紀全球經濟新秩序,使得世界經濟格局再臨南北分野風險。面對新形勢,中國大膽提出“絲綢之路”新構想,主張打通陸海戰略通道,通過實體項目的實施,推進區域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基礎市場的形成,促進廣泛的互聯互通,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從根本上縮小經濟發展差距,糾正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形成了全新的國際經濟合作新思維,也必將確立符合世界經濟發展多樣性的合作新范式。

上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東西兩大對立的陣營瓦解,互不往來的兩大平行市場打通,世界經濟迎來了全球化和地區化并行發展的新局面。在世界經濟秩序上,“關貿總協定”機制發展成“世界貿易組織”體制,同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和“諸邊自由貿易區”快速結成,國際經濟合作在不同層面上全面展開,極大地促進了新興經濟體的快速發展,使得世界經濟總量倍增,“南北差距”等發展不平衡問題得以緩解。與此同時,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利用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在全球范圍內大搞“金融自由化”,推進“產業資本主義”向“金融資本主義”的轉軌,蓄積了巨量的資產泡沫,引發了全球性金融危機,極大地破壞了冷戰結束后世界經濟的發展條件。

對此,發達國家為了重整有利于自我的世界經濟秩序,不斷推出新提法、新工具,試圖對新興經濟體展開“新形式的縱向整合”,以確保其“無可趕超”的地位,使南北差距固定化。其最常用的手法,就是以貿易投資自由化為名義的“自貿協定”(FTA)、規制新興經濟體發展的“伙伴關系協定”(EPA),以及單向約束后發展中國家的TPP。在這些機制中,發達國家通常以減讓關稅為誘餌,附加迫使對方開放市場的“投資規則”、約束產業發展的“產業標準”、固定技術差距的“知識產權保護”,甚至附加“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試圖以“事前的規約”推進“機制建設”和“區域合作”,其實質是對后發展國家實施“約束和管理”。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和斯蒂格利茨不約而同地指出“TPP不過是個約束機制,而不是促進自由化的框架”。

中國提出的“絲綢之路”構想,則以周邊、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為前提,通過實體基礎設施合作建設,共同構建產業發展條件,在合作中促進相互投資、產業融合、貿易便利,因地制宜,依據實際,共同形成有利于共同發展的貿易投資乃至人員、信息和資金移動的新規則。這就是我們主張的人財物互聯互通,即道路聯通、產業互通、人心相通、政策法律制度相融相通。

面臨諸多挑戰

基于“絲綢之路”構想的經濟外交理念,主張開放、包容、平等、合作,追求共同利益,實現互利共贏。絲綢之路外交的展開,也是本著地區利益優先,互利合作為本的原則,尤其注重現有區域合作機制的有效利用,在深化合作的基礎上,推進互聯互通。“絲綢之路”合作條件的完善與擴大,成為“絲綢之路外交”的任務。如何構建和完善相通相融的政策法律制度,確保各方在互聯互通中的現實利益,則成為“絲綢之路外交”的關鍵。而構建可供地區廣泛利用的融資條件,更是“絲綢之路外交”從構想到現實的考驗。亞洲開發銀行預測,到2020年亞洲地區基礎設施建設規模將達8萬億美元,融資問題將成為地區互聯互通的重大瓶頸。盡管1997年以來亞洲地區儲蓄增加,外匯儲備擴大,但金融市場并未完善,大項目融資條件尚未成熟。而作為地區唯一的地區性開發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的資本和融資額度極為有限,無法滿足龐大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今后,如何推進地區融資的金融機制和市場建設,將成為“絲綢之路外交”的挑戰性任務。這客觀上對“絲綢之路外交”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即要完善“法制外交”、“規則外交”和“金融外交”,提升周邊外交上新臺階。

惠及地區各方

“絲綢之路”戰略的全面展開,不僅有利于本地區的經濟發展,也有利于“第三方”有效用好地區資源形成廣泛利益的互聯互通。目前,從東北及遠東,經西伯利亞直達莫斯科的亞歐鐵路已開通,起自重慶、鄭州直達歐洲的貿易專列也成為亞歐陸上貿易的風景線。而未來,從中亞到我國內陸,再走“西氣東輸”路線直抵連云港的油氣管道、以及從內蒙口岸放射出來的“草原絲綢之路”,將直接與“海上絲綢之路”對接,成為聯系太平洋西岸、東南亞和南亞的戰略通道,對地區乃至“第三方”在中亞等內陸投資利益形成擴散效應。如日本在哈薩克的礦產、油氣資源投資將獲得更加便利的區域性運用。如此,今后“絲綢之路外交”也將是注重“第三方合作的外交”,進而為周邊各國推進廣泛的“第三鄰國外交”提供條件,有利于各方實現更廣泛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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