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偉:改革是經濟提質增效的根本途徑

2016-08-18 18:05:05BY:guo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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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我國經濟增速總體上延續了2010年一季度以來的回落態勢。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和財政貨幣政策加力,社會預期有所改善,部分指標出現一定的積極變化,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總體平穩,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同比跌幅收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由降轉升,房地產銷售和投資增速有所回升,去庫存速度加快。但經濟階段性企穩的基礎并不穩固,特別是進入二季度以后,改善的勢頭趨緩,增速下行壓力比較明顯。需要高度重視投資效率下降、債務規模上升偏快、民間投資疲軟、去產能短期內難以取得實質性成效、部分城市土地和房價快速上漲、部分區域轉型遲滯、全球復蘇進程曲折等突出挑戰,繼續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經濟盡早轉入可持續的中高速增長區間,創造更多有利條件。

當前經濟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

一、受多重因素影響,民間投資增長乏力。今年以來,民間投資增長步伐持續放緩,與總體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差距逐步擴大。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在“去產能、去庫存”的政策背景下,一些產能嚴重過剩行業民間投資下降明顯。二是信貸資源匹配失調、融資成本居高不下。三是在人民幣貶值預期影響下,民營企業加大海外投資力度,出現“內冷外熱”現象。四是改革不到位也阻礙了民間投資熱情。

二、房地產主要指標呈現“沖高回落”苗頭。房地產“去庫存”雖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區域分化的特征更加凸顯。部分城市土地成交價格大幅上升,增加后續市場風險。寄希望通過大幅度“加杠桿”來“去庫存”,可能短暫推高投資增速,長期看存在很大風險。

三、去產能進入攻堅階段,但尚未取得實質性進展。煤炭、鋼鐵等重化工業領域的產能過剩尤為突出。我國產能過剩問題,表面看是國內生產能力大于市場需求所導致,其實質是在我國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過程中經濟結構失衡的深刻反映和集中體現。導致產能過剩的原因比較復雜,主要有兩類:一是全球經濟增長低迷造成的周期性過剩,另一類則是因為我國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轉折性變化而造成的絕對產能過剩。

四、債務杠桿快速攀升,傳統穩增長模式受限。長期以來,穩增長就是穩投資。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持續回落,投資回報率逐步下降,這種依賴要素投入、規模擴張的傳統發展模式正在遭遇債務杠桿高企的挑戰:一是近年來債務總杠桿上升速度比較快;二是債務壓力分布很不均衡,不同部門加杠桿的幅度存在顯著差異;三是投資效率下降;四是債務風險進一步顯露。

五、區域經濟格局分化和重塑加快。伴隨著全國經濟的轉型,區域經濟也呈現出了一些新的變化特征。這些新的變化大致可以用兩個關鍵詞來描述,即“分化”和“趨同”。“分化”表現為省際之間經濟增長速度的差異在不斷擴大:一是部分嚴重依賴能源重化工產業的省份近年來經濟持續滑坡,二是部分西部省份增長較快,三是部分東部沿海省份轉型勢頭良好。另一個特征是大的板塊之間“趨同”,表現為東、中、西三大板塊之間經濟增長的速度差異不斷縮小。

六、全球經濟景氣低迷,我國出口難有明顯改觀。今年前幾個月,伴隨美元持續貶值,油價小幅反彈,新興市場資本外流的壓力緩解,全球經濟特別是新興經濟體出現了短暫的景氣回升。但5月以來,國際經濟景氣指數再度掉頭向下。展望下半年,全球經濟依然脆弱:歐洲和日本經濟深陷泥潭;美國經濟也遠非強勁復蘇;新興經濟體總體看出現一定的企穩跡象,但表現參差不齊。在經濟增長疲軟的情況下,預計全球貿易仍將低迷。

總體來看,世界經濟變數加大,憂患增加,復蘇艱難;我國經濟轉型及結構調整任務艱巨,穩增長壓力加大。

“十三五”時期的內外環境

關于內外環境,我們有四個判斷:第一,全球化趨勢不會逆轉,但投資和貿易規則重構可能對中國形成沖擊。第二,我國國內市場需求潛力巨大,但外部市場需求可能較長時期處于低迷。第三,新的增長動力正在積蓄壯大,但替代舊的增長動力尚需時日。第四,國家整體實力顯著增強,但面臨的難題和挑戰也明顯增多。

關于主要目標,《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提出了12項預期性指標和13項約束性指標,涉及經濟發展、創新驅動、民生福祉和資源環境四大方面。在25項指標中,經濟增長是基礎性指標,涉及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物質基礎。《綱要》依據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比2010年翻一番的要求,提出必須使GDP年均增長保持在6.5%以上。在10年之內,實現GDP翻一番,經濟年均增長須達到7.2%的水平。由于“十二五”時期GDP年均增長率達到了7.8%,“十三五”時期實現年均6.5%的經濟增長,就可以完成既定目標。

回顧“八五”規劃(計劃)以來的歷次五年規劃,“十三五”規劃確定的預期增長率最低。確定這樣的預期增長目標,并不是簡單地因為經濟按照這樣的增長率增長,就可以實現GDP十年翻一番的目標,更主要的是因為在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后,發展的基礎、發展的環境、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都與之前有很大不同,支撐經濟增長的供、需兩方面因素都與之前有很大差異,從根本上講是工業化初期、中期追趕階段基本完成以后,增長速度必然下降的規律使然。

“十三五”時期有實現年均6.5%以上增長的潛力和條件,但實現這個目標難度超過以往,需要付出異乎尋常的努力。

“十三五”時期的重點任務

第一,打好扶貧攻堅戰。面對新時期扶貧工作的艱巨任務和復雜形勢,《綱要》將農村貧困人口脫貧作為約束性指標。扶貧攻堅不在于層層下指標、趕進度,僅僅在一個時間段消除“貧困人口”數字,而在于脫貧后的可持續性、可發展性。關鍵是提升貧困地區的抗風險能力和自我發展能力,讓貧困人口真正能夠在參與扶貧攻堅中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只有增強貧困地區發展的內生動力,才能真正脫貧、持久脫貧。

第二,實現共享發展。共享發展不只是讓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發展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要不斷增強成果享受的公平性。實現共享發展必須要加大縮小發展差距和收入差距的力度。“十三五”時期推進共享發展,要推動城鄉統籌發展,落實國家區域發展總體戰略,但更為關鍵的是要創造條件讓人人都有參與發展的機會。

第三,促進綠色發展。當前我國能源消費和污染物排放的強度已明顯下降,但能源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帶來的挑戰仍然十分嚴峻。一是我國資源能源消耗總量和污染物排放總量規模巨大,并還在繼續增長。二是土壤污染日益成為廣大民眾關注的焦點。三是水資源短缺與水污染并存。為此,推動綠色發展最根本的是要建立健全相關制度。約束制度、激勵制度、公眾參與制度這三大制度必須建立健全。

第四,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我國目前已經成為世界貨物貿易第一大國、服務貿易第二大國,對外投資世界第三,利用外資數一數二。之所以還要改革開放體制,是因為在新的發展階段,國內國際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進一步開放的必要性更加凸顯,進一步開放的條件也更加成熟。一是制造業轉型升級十分迫切,二是服務業發展水平仍然不高,三是海外投資保護能力不足。因此,構建對外開放新體制,重點要做好以下三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全面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吸引高端要素流入。二是加快境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有力支持我國企業的全球化布局。三是建立適應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金融體制。

如何全面深化經濟改革

改革是提升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的根本途徑。從長遠和根本的視角看,無論是化解當前的供需矛盾,還是完成未來五年的發展目標,都離不開深化改革。中央去年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落實“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就是為了應對當前經濟運行中的部分領域產能過剩、部分地區房地產庫存偏高、非金融企業債務規模上升速度過快、企業經營成本偏高、創新能力與有效公共服務能力不足等突出挑戰,實現?“十三五”的良好開局。

我國現階段經濟運行的突出矛盾集中在供給側。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是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通過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和完善市場機制,矯正以前過多依靠行政手段配置資源帶來的要素低效配置;通過調整各類扭曲性政策和制度安排,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加快市場出清,化解結構性矛盾,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制度。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離不開需求管理的積極配合。我們強調從供給側發力推進結構性改革,并不等于否定需求管理,更不是要搞需求緊縮。應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的前提下,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努力實現供需平衡從低水平向高水平躍升。

改革既要立足當前,更要著眼長遠。除了針對當前經濟運行中的主要矛盾,改革還要著力解決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問題,激發經濟活力,使經濟真正步入可持續的中高速增長軌道。各地區各部門圍繞破除經濟社會發展瓶頸制約、切實解決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促進政府自身改革三個戰略主攻方向,推動出臺了一大批有分量、有力度的改革方案。改革呈現全面鋪開、縱深推進、局部突破的積極局面。

下一步推進改革,需要把握好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要提高改革方案質量,合理化改革設計程序,擴大改革方案設計的參與面。二是改革要突出重點,要有輕重緩急。三是要充分調動地方的積極性。四是要處理好各方面利益關系,使老百姓有更多獲得感。五是要以科學的評估為推進改革提供切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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