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國強:美國赤裸裸搞雙重標準 中國怎么辦?

2017-02-16 18:09:37BY:guo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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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長安講壇第304期于2016年10月27日在清華大學經管學院舉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隆國強出席并發表了題為《新形勢下的中國對外開放》的演講。

隆國強表示,經濟危機后,世界經濟治理格局正在發生變化。發展中國家認為現有的格局是不公平,不合理的,要推動它的改革。雖然發達國家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但它們也同樣不滿意,認為自己獲得的不夠多,因為它本身也要付出成本。

最典型的例子是,由于總體經濟力比較強,發達國家長期以來都主張自由貿易,但現在卻提起了公平貿易。隆國強表示,這并不等于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放棄了自由貿易。而是,在美國具有競爭力的領域,比如高科技產品、服務貿易領域,金融領域,繼續大力推動貿易投資的自由化占領全球的市場。

但在美國弱勢的地方就鼓吹公平貿易,“不是用傳統的貿易保護措施,比如傳統的關稅,非關稅壁壘等等,他們采取的是邊境后的措施。比如更嚴格的勞工標準,加班時間受限等變相推高競爭對手的成本,削弱競爭對手的競爭力”。

面對這種新形勢,中國怎么辦?隆國強認為,首先要堅定不移地擴大對外開放,其次,要制定正確的開放戰略。對于開放戰略,他分析稱,一個目標是適應比較優勢的變化來提升我國參與全球競爭的競爭力。二是適應中國和外國關系的變化,實現中國和國際社會的互利共贏。

以下為演講摘編:

隆國強:各位同學大家晚上好,謝謝你們冒著雨來聽課。在過去的30多年,中國從一個封閉的經濟體逐漸地實行了對外開放,越來越深地融入到全球經濟體系里。應該說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中國是少數的獲益比較多的發展中經濟體。

我們在整個開放進程中,無論是貿易、投資,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也就是說在貿易方面,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排在第32位,今天我們是第一大出口國,第二大貨物貿易的進口國,在對外投資方面我們從無到有,在開放以前全中國可能只有一兩家,五十年代有一個中波輪船公司,是一個合資企業,幾乎沒有外資。從改革開放以后,1993年就成為世界上吸收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

前年,中國吸收外商投資排全球第一,去年排第三。對外投資也是從無到有,去年對外投資排在全球第二位,也就是說我們已經成為全球貿易投資的最重要的一個。

但是我們說取得這么大的成績,過去我們采取了正確的戰略,得力的舉措,抓住了全球化競爭中的機遇,實現了趨利避害。目前和未來我們面臨的國際環境和以前有很大的不一樣,我們國內發展對開放提出了新的要求,國內參與全球分工和全球競爭的條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所以在新的形勢下,要求我們必須與時俱進地來調整對外開放的戰略,這樣才能在全球化進程中繼續趨利避害。

今天跟大家講的是未來時,之前在這個教室里,參加朱镕基經濟管理思想理論和實踐的課,也講的是開放,但是講的過去30周年中國在開放的總結。今天我們講現在時和未來時,現在我們對外開放面臨什么樣的新的形勢。我們需要在這個新的形勢下怎么調整戰略,是現在時和未來時。

新的時期,我們對外開放面臨的國際環境發生了很大的改變,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在中央文件里面,每次都會對國際形勢做一些重大的判斷,有時候就是一段,但是這一段非常重,是集中了全黨的智慧。

未來世界經濟會繼續處在低迷狀態

現在講當今世界的四化,叫做政治多級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和社會信息化。我們具體講在經濟領域層面上對外開放的環節,我個人認為也叫三期疊加,第一個時期是全球經濟處在金融危機后的調整修復期,這和危機之前有很大的不一樣。第二是全球經濟治理處在變革,新一輪經貿規則的密集構造。第三是對外經濟關系,特別是我們比較優勢的轉換性。

第一個是全球經濟處于危機后的調整修復期。大家都知道在2008年以前,全球經濟經歷了長達十幾年的繁榮,這個繁榮對中國特別重要,正是因為全球經濟的繁榮,所以中國的對外貿易快速地增長,我們迅速地成為世界第一大的出口國。

大家設想,如果沒有全球市場的繁榮,我們的貿易怎么可能在過去危機以前那么快速的增長?那么在2008年出現危機以后,危機剛爆發的時候,大家對危機的走勢有各種不同的判斷,盡管當時有很多權威的人士指出來,說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自1929年-1933年大簫條以外是最嚴重的一次金融危機。盡管說1929年-1933年是大蕭條,但是美國的GDP一直到1939年的時候才恢復到1929年的水平,也就是說美國這十年先是萎縮,然后再慢慢往上漲,用了十年時間恢復到十年前的水平。

這場危機爆發以后,有的人說未來的走勢最樂觀是V型反彈,說滑落以后很快就會重新落入一個高增長的軌跡,也有人說是U型反彈,還有人說W型反彈,還有說是L型反彈。

現在時間一晃過的非常快,2008年金融危機到2016年底危機過去八年了,相對來說日子過的比較快,痛苦的時候八年抗戰覺得已經是不得了。確實危機爆發以后有些國家雖然沒有抗戰,也是處在水深火熱之中。那么過了八年以后是不是走出了困境呢?

現在對世界經濟增長未來的判斷的認識可以說越來越趨同,不像危機剛爆發的時候大家有各種觀點,越來越多地形成共識了。而這個共識集中在未來的世界經濟會繼續處在一個低迷的狀態。

世界經濟持續低迷的原因

為什么會處在這么一個繼續低迷?我覺得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個方面的原因是金融危機的沖擊。先從美國次貸危機開始然后傳到歐洲。美國在過去幾年里,它通過把一系列的措施,甚至寬松的貨幣政策措施,把企業和家庭的負債率降下來了,轉到政府身上去,政府的負債率加大。

大家看一下美國的大選,一男一女兩個人吵得很厲害。特拉沃夫天天說美國在過去這些年里,也就是八年里面,整個國債從不到11萬億美元到19萬億美元,也就是把杠桿轉到政府身上去了。

歐洲很多問題沒有解決,最近會有一些負面的消息,所謂的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一旦出了問題,對歐洲,對德國都會有直接的影響。另外還有移民的問題,歐洲的安寧,也是在這個沖擊下,英國公投脫歐,英國脫歐對英國也好,歐盟也好,它的經濟增長都會有深遠的影響。所以金融危機后續效應還在繼續發酵,沒有真正的解決好。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除此以外,還有一個經濟增長的長周期。

大家學經濟理論都知道,經濟周期是一個科學的現象,經濟周期有短周期,中周期,長周期。長周期就是長達五十到六十年的一個經濟增長的周期,那么在目前這個階段,從長周期的角度來看,處在一個下行的階段,所以長周期的下行和金融危機的沖擊二者疊加起來導致全球繼續處在一個相當困難的階段。

在困難的階段里面我們可以看到增長速度在明顯地下降,目前全球經濟平均增長速度比危機以前低一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增長的格局也在不斷地變化。危機之前繁榮的時候是雙輪驅動,發達經濟體繁榮,新型經濟體增長也很快。危機爆發以后,首先是在發達國家爆發,引擎先是熄火,新型經濟體高速增長在各個國家的刺激下維持了一段時間,這兩年發展中國家新型經濟體增長速度明顯減速,其中最大的是中國,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從2007年的時候是14%,今年前三個季度是6.7%,已經明顯減速了。從過去30多年平均9.8%的增長速度已經下滑了。

這里面除了危機的影響以外,有經濟學家講所有的經濟體都在減速,除了這個以,還有一個內在原因,中國經濟處于新常態,是一個階段性的變化,增長速度的換擋有內在的原因。

這種增長格局的變化會帶來一個很重要的現象就是資金在跨境流動。前些年中國經濟前景好的時候,一枝獨秀的時候大量錢流入中國,對沖熱錢進入帶來的問題導致流動性過剩等等。那么這兩年大家觀察到新興經濟體也開始減速以后,資金從新興經濟體流出,資金的跨境流動不管是流入還是流出,短期內這種大規模的跨境流動都會對這個國家的金融穩定產生沖擊。

中國還算比較幸運,盡管流入也好,留出也好規模是相當大的,但是第一,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還沒有開放,可以采取一些的管理措施。第二,我們當時最高的時候有四萬兩千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做一個緩沖,應該說跨境資本流動并沒有對中國的金融穩定產生沖擊,但也是我們要高度關注的風險。

在其他國家,大規模資金的跨境流動已經帶來非常嚴重的問題。大家可以看到巴西在開奧運會的時候都覺得很困難,為什么?資金外流,通貨膨脹,整個經濟金融形勢很不穩定。

與此同時,我們看到一個金融現象,美元的匯率持續地走強。美元有它的周期,在二戰結束以后,美元是和黃金掛鉤的,到了1970年的時候,大量的美元匯率難以維持,美元開始貶值,貶了七八年,然后美元開始升值,從70年到現在。

回顧一下美元的周期也非常有趣。大概是八到十年算是一個周期,貶值一段時間開始走強,因為繼續貶下去沒有人敢要美元了,所以它要采取各種措施實現強勢的政策。在過去危機爆發前后,美元也在走弱,近三四年美元開始走強。

美元走強一個是帶來全球的資金跨境流動,還有一個很直接的影響,影響到初級產品的價格,就是大宗商品。

大宗商品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繁榮期,一方面是因為美元的因素,美元貶值,另外一方面是新型經濟體、工業化對初級商品有需求的強勁導致了一輪高價格的階段。

目前從去年、前年開始,初級商品價格也開始持續走低,石油價格今年年初的時候一度跌到26美元,現在在50美元左右。對于很多石油輸出國家來說,原來在高油價的時候搞了非常高的社會福利,現在油價一下跌,碰到了很嚴重的問題,最典型的是委內瑞拉,這個國家的石油儲量比沙子很多,按國家來說是排第一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油價走軟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國際收支出現了問題,當然還有其他的原因。

上一輪新型經濟體繁榮里面其實有兩類,一類是像中國、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大國,主要是依靠內需,另外是資源、能源和大宗商品初級產品的出口國,像委內瑞拉也好,像巴西、阿根廷、南非等是靠初級產品出口國。

所以當初級產品價格大幅度回落的時候,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都陷入了困境,巴西是連續兩年出現了負增長。所以增長格局的變化回過頭來導致資金的流動等等,導致金融風險。

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就是能源結構的變化與地緣政治調整。能源對現代經濟來說是不可獲缺的,可以說是經濟的命脈,所以國家要保證自己的能源安全。

美國曾經一度是石油進口最多的國家,在上世紀70年代初的時候出現了第一次的石油危機,當時石油出口國覺得油價太低了,所以他們團結起來集體來限產提價,油價上漲,對于西方國家來說油價上漲導致通貨膨脹。第一次能源危機,美國確定了一個能源獨立的戰略,也就是說要靠自己的能源供給保證自己的需求,但是很長時間都沒有實現。

最近一系列的原因,一個是美國經濟增長的低迷,另一個是技術進步,把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了,所以單位GDP和能耗大幅度下降。

第三個方面的原因是能源技術的進步。我們現在講新技術革命的時候講新型技術、新能源、生物技術、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等等,其中一個很重要是新能源技術。當時在價格的時候就刺激了很多的新能源,包括太陽能、風能,還有一些傳統的潮汐能。還有一個是沒有大規模運用的,是現在大家也沒有預料到的,就是頁巖汽和頁巖油的開采,它本身不是新能源,但是人類一直沒有解決低程度開采的頁巖油和頁巖氣的辦法。恰恰在危機爆發以后這個技術突破了,首先在美國突破,所以一下子美國頁巖氣的供應大幅度增加,導致美國天然氣的價格大幅度下降,美國天然氣價格變成世界上最便宜的。

這樣的話美國整個能源的供求關系發生了轉變,美國基本上可以實現能源的供求平衡。所以長期美國的法律是限制石油出口,它是個進口國,不許出口原油,因為它能供需平衡,所以美國在修訂法律,逐漸地放松石油出口的管制。當然還有其他的,比如煤炭,美國已經關掉了煤礦已經開始復產了,當能源價格回落的時候,美國的煤炭開始要出口,海外找市場。

美國的能源的戰略目標實現以后,不僅僅影響到美國它的能源,它其實具有全球性的影響。在過去很長一段生,美國經常在中東地區打仗,很多人說美國是為石油而開戰,保證它的石油供給的安全。為了保證自己的海外石油供給安全,美國不得不在中東地區產油國地區去當警察。當它實現了能源的自我平衡以后,還有沒有動機到中東地區去當這個警察?會帶來非常深遠的能源地緣政治的影響,尤其是作為中國人要特別關注這個變化。因為我們現在變成世界最大的石油進口國,而且以后進口量還會繼續增長,如果沒有重大的能源技術突破的話,對海外的能源,特別是石油天然氣的依賴程度還會繼續上升。所以我們必須考慮怎么樣保障我們的能源安全的問題。

各國都希望能在產業價值鏈上搶占高端位置

在這些變化的同時,我們還看到另外一個變化,就是各國,特別是主要國家,在危機爆發以后也在反思為什么會出現金融危機。除了直接觸發的,比如說房地產泡沫等等,其中它也認識到,作為一個像美國這樣的大國,它的實體經濟,也就是在全球化進程中出現了一定產業空心化,所以在危機之后一方面短期措施是通過寬松的貨幣政策來救火,來使這些企業、金融機構活下來。

另外一方面是這些國家提出一系列振興經濟的措施,其中一個核心的是振興制造業,第二個是著力推動新技術革命。希望能靠一輪新技術革命來帶動經濟真正走出困境。

所以各國都有創新的國家戰略,包括美國。美國人老說不搞產業政策,但是它的這些振興制造業的戰略,國家創新戰略能帶來很強的產業政策的色彩,都是希望能夠在產業價值鏈上搶占高端的位置,都是希望在新一輪的技術革命里能夠搶占制高點。

新技術革命會帶來很得多變化,無論對哪個國家來說這個變化都是非常深遠的,尤其是新型技術革命,能源技術革命,大家今天的生活和十年前五年前都不一樣了。十年前上網找一個網吧,現在每個人拿一個智能手機,今天一個智能手機的計算功能可能比五年前的PC機還強,和朋友交往的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購物的方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逛商場的時間少了,網購的時間多。未來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是無法想象的,技術進步會帶來什么新的變化?

生活方式受到技術進步的影響,生產方式也同樣受到這些技術進步的影響。所以德國人提出來工業4.0,從這些所謂的自動化,然后到智能化,數字化智能,現在要平臺化。美國GE公司提出工業互聯網,也是類似。所以未來人類的生產方式也將發生變化,有人喜歡用“顛覆性的變化”。

在這個過程中還觀察到全球貿易增長速度的意義。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面經濟全球化不但深入,全球貿易增長速度是GDP增長速度的兩到三倍。但是在2012年以后全球貿易的速度大幅度下降,已經低于GDP的增長速度,去年還是負增長,中國已經負增長很多,但是比全球的情況好一點,所以中國在全球市場的份額還在上升。

大家都知道無論做貿易也好,經濟增長也好,負增長這種收縮是非常痛苦的一個過程,所以這是個全球性的事情,當貿易低迷的時候伴隨著貿易保護主義要抬頭。是互動的過程,形勢越不好,競爭越激烈,貿易保護主義要抬頭,貿易保護要抬頭進一步傷害到貿易的發展。所以我們看到調整修復期和繁榮期有個巨大的變化。

第二個我們看到全球經濟治理在調整,特別是新一輪經貿規則,所在密集的制造國家。全球的經濟治理是有一系列的國際規則和國際機構來共同構成,是一個多層次,有全球性的,有區域性的,甚至有一些重要的雙邊協議,雙邊的規則。

目前我們看到的全球治理是在二戰結束以后,以美國為主導建立起來的,在經濟層面上全球性的多邊的我們看到有世界銀行,有國際貨幣經濟組織等等,非常復雜的一個治理,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個世界沒有一個統一的政府,所以需要國家之間的這種協議,國際組織來共同應對全球性的問題。

這一套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總體上來看,它是維護了戰后70年,全球經濟增長,貿易增長,保證了全球的繁榮。但是不是沒有問題,問題也很多。

全球化過程中,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問題

從今天來看,不同的國家看到的問題不一樣。發展中國家來看,第一我們認為現在的全球治理它的代表性有問題,為什么呢?是因為經過戰后幾十年發展以后,發展中國家是一個整體,在全球經濟貿易投資中的份額大幅度提升,但是在全球經濟治理的體系里面,發展中國家的投票權、話語權、影響力都沒有得到相應的提升。從代表性上是不公平的。

第二個貿易規則的內容來看,因為這些規則是發達國家主導,其實人類的規則都是強者來主導的,這也是內在的規則。在指定這些規則的時候發達國家會按照盡可能保證自己的利益的出發點來制定。所有這些規則總體來看有利于發達國家而不利于發展中國家。所以在二戰剛剛結束,大家知道有個經濟學家提出中心邊緣理論,他認為這個世界是中心國家和邊緣國家構成的,中心國家是發達國家,邊緣國家就是發展中國家。

這個理論認為發達國家通過不合理的經貿規則、價格體系來剝削發展中國家。所以按照中心、邊緣理論發展中國家想自己發展就應該不參與這些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關起門來自己干,所謂進口替代戰略,拉美國家干了幾十年,就是在這個理論的指導下。

一開始進展不錯,成績也不錯,但是經過長達幾十年的運行以后,大家也可以看到拉美國家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先后開始陷入了困境,到了八十年代最困難的時候,比如說阿根廷,阿根廷一百年前可以和美國媲美的一個富裕國家,自然條件非常好。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阿根廷因為長期實行進口替代戰略,導致了經濟的停滯、社會的動蕩。十年時間經濟是負增長。

而在與此同時,不到十年我們翻了一番了,所以說獨立于國際社會的主流,發達中國家是做過試驗的,事實證明這條路是走不通的。盡管全球治理有不合理的地方,但是說你關起門來脫離這個全球化的浪潮,想關起門來搞建設此條路不通。

所以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拉美國家紛紛開始調整戰略,開始參與全球化,走的最快的是智利。與此同時大家可以觀察到東亞地區這些發展中國家,從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到中國大陸,還有東盟的很多國家,都采取了出口導向的戰略,采取了全球分工的戰略,就是我們說的對外開放的戰略,和拉美這些發展中國家,在過去三十年到四十年發展的成績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所以在這個背景下我們會看到發展中國家認為現有的全球治理是不公平的,不合理的,要推動它的改革。但是發達國家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它也不滿意,它認為它得的不夠,因為它也要付出成本。全球化是一個雙刃劍,不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它會帶來很多的機遇,同時會帶來挑戰,取決于每個國家自己能不能采取正確的戰略,盡可能把它的好處,它的機遇放大,而把負面的沖擊縮小。

發達國家最大的挑戰就是剛才我講到的它的傳統產業一些低附加價值的產業空洞了,它失去了競爭力以后,或者主動的對外戰略,或者在外來的競爭挑戰下萎縮,所以就導致了低收入者的一些傳統制造部門的勞動者的就業、崗位的喪失,收入的下降等等,危機爆發以后進一步地加劇。

在這個過程中,這些國家的政治人物,我們說政客不會承認說是我的失誤,會說因為中國的競爭剝奪了我們的就業崗位,所以每次美國一些重大政策的爭論,特別是大選的時候“中國議題”總是回避不了。

現在看特朗普講的東西,他認為美國遇到的困難是來源于像中國這樣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不公平的競爭,他還認為不公平,所以在發達國家出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我們說放在世界各國比,發達國家是全球化最大的收益者,卻在這些發達國家里出現了逆全球化或者叫反全球化的思想。

英國脫歐是反全球化很典型的反應,曾經有人把英國的公投按線分得很細,凡是低收入者扎堆的區就是支持脫歐的,是因為在歐洲內部,來自于東歐的這些勞動者可以合法到英國去尋找工作,這樣就把傳統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工資壓低了,競爭激烈了,本土的工人找工作困難,所以這些人是全球化進程中受沖擊的人,他是反對的。

在英國的投票地圖很有意思,在倫敦市,還有牛津、劍橋,這些人力資源比較高的地方都是反對脫歐的,他們感覺到在全球化進程中他們是受益的,但是人數不夠多。

美國同樣的,曾經非常有名望的一些經濟學家出來談公平貿易。公平貿易指的是什么?如果你觀察一下人類的經濟史,特別是現代經濟,工業革命以后,你會發現非常有趣,早期都想多出口,少進口,后來有了自由貿易的理論,李嘉圖把它發揮到極致,與此同時,像英國這樣的工業革命最早的國家大力提倡自由貿易的同時,那些競爭力弱的國家并不完全贊同。他們提的是從美國到德國,他們搞的叫幼稚產業保護,并不主張自由貿易。

最早是美國的這些建國者在搞幼稚產業的保護,德國有個經濟學家叫李思特,把它理論化了,變成一個叫做幼稚產業的理論。所以說整個發展過程,自由貿易的理論同時并行的以不同的名義,不同的名稱出現的是保護貿易的,不同的國家因為在全球的競爭力不一樣采取不同的戰略。

發達國家是一手拿劍,一手拿盾牌

發達國家長期以來主張自由貿易,因為總體競爭力是比較強的,但是為什么現在提公平貿易?公平貿易是不是就反對自由貿易?如果仔細觀察一下美國的這些所謂公平貿易的政策,可能不像我們國內很多學者對它的解讀。

我覺得美國人講公平貿易和原來說片面講自由貿易是不同的,并不是說放棄了自由貿易,其實是在美國具有競爭力的領域,比如說高科技產品,也就是服務貿易領域,金融領域,繼續大力推動貿易投資的自由化,要去占全球的市場。

但是在弱勢的地方開始講公平貿易,不是說用傳統的貿易保護措施,傳統的高稅,非關稅壁壘等等,它采取的是邊境后的措施。比如說勞工標準,中國人不是說勞動力產品競爭力強嗎?它說要實現更加嚴格的勞工標準,加班多長時間也受限制,這樣變相來推高競爭對手的成本,削弱競爭對手的競爭力。

所以說是兩手,一手拿的是劍,有競爭力強的行業繼續推進自由貿易,左手拿的是盾牌,想通過公平貿易削弱對手,來給自己提供一個保護。

所以在這個背景下你會看到反全球化思潮,公平貿易的思潮下邊會具體地體現一些新的經貿規則。這些經貿規則不是在原來美國人主導的關貿總協定這個多邊平臺上。

關貿總協定當變成WTO以后,WTO第一個輪次的談判,WTO一共搞了七輪的談判,都是在推動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當它變成WTO,WTO的第一輪談判叫做多哈回合的談判,多哈回合的談判又稱之為發展回合。

“發展”這個詞在國際經濟領域是有特定含義的,不是我們中國人講的什么都可以發展,“發展”這個詞在國際經濟領域講的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是有特定含義的。

去看劍橋大學,發展研究院,千萬不要以為它什么都干,就是研究發展中國家怎么脫貧。所以“發展”有特定含義的,“發展回合”是因為這里面討論的發展中國家感興趣的這些議題,比如說農產品的補貼問題,發展中國家最大的優勢就是勞動力便宜,土地便宜。所以這些國家應該說農業發展有一定的樂觀條件,當然沒錢,科技不行,沒錢買肥料,產量低,但是成本上來看應該是有優勢。

發達國家各方面成本都高,比如說歐洲在很長一段時間要進口農產品,以前殖民地國家,宗主國是進口農產品,進口工業品,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后,搞了一個共同農業政策,就是給它本地的農民各種各樣的農業補貼,在補貼的刺激下,歐洲的農業產量迅速增長,所以很快歐盟變成一個農產品的出口國。它出口了,因為有補貼,發展中國家沒錢補貼,就把發展中國家的農業擊跨了,這是扭曲國際貿易,并沒有真正按照各國的比較優勢來分工。

所以在WTO第一個回合是削減農業補貼,發展中國家就可以說它的農產品有更強的競爭力,對發達國家來說是不利于它的,所以它很消極,在多哈回合談判遲遲不能取得進展,現在還看不到結束談判的結論。所以很重要的原因是發達國家對多邊產品的議題不感興趣,不感興趣就不會像以往一樣發揮領導人的作用。

我剛才講,并不是說發達國家片面地講讓全球化停滯,不往前走,在感興趣的領域繼續推進新的經貿規則的制定,有的領域需要繼續推動自由化,有的領域是有其他的經貿規則來削弱它的競爭對手來相對地增強自己的競爭力。

新的貿易規則在哪里?

怎么辦呢?多邊不行了,轉向新的平臺,叫做區域貿易安排。最典型的就叫做FTA自由貿易區。自由貿易區在90年代以后快速地增長,90年以前全球只有20個自貿區,現在有449個,我說這個話已經超過449,450都超了,在90年代以后加速推進,整個90恩年代每年平均增長6.2%,而到了2000年以后每年平均增長12%,翻倍了,數量是急劇地增長。

同時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規模越來越大。原來自貿區總是空間鄰近的一些國家搞自貿區,后來可以原距離地搞兩個國家的自貿區,現在變成了巨型的自貿區。一個是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美國、日本,一共12個環太平洋的國家。還有TTIP,跨大西洋伙伴關系,美國和歐美。還有RCEP,叫做全面合作關系,中、日、韓、東盟、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另外還有一個是中國政府推動的亞太自貿區,FTAAP。

第三個很重要的特點是這些自貿區就變成了新一輪經貿規則的構造的平臺。美國人極力在推,它的平臺有人把它歸結為3T,這三個平臺上要制定一套新的經貿規則,包括后面提到的勞工標準,環境標準,還有國企的標準競爭中心等等。

這些東西和以前的規則有個很大的變化,以前的貿易投資規則是集中在邊境措施,也就是貨物準入或者投資準入的時候,現在這些叫做邊境后措施,其實是很多國內的法律法規,比如說環境標準,勞工標準。

但是這些東西會對貿易投資活動產生影響。這些新的經貿規則在等待這些國家去批準,美國現在這兩個都不支持,這個事,短期來看要費點周折。

中國的比較優勢在發生變化

第三個變化是我們自己的對外經濟關系處在深刻的變化之中。這里面有兩個層面,一個是規模的變化,一個是結構的變化。規模的變化是中國從一個經貿小國變成一個經貿大國,這樣我們和世界的關系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以往我們看世界和中國的關系的時候,一個很直觀的,世界經濟是個外生邊緣,那么我們作為一個經貿小國,世界的變化影響中國,所以我們就要去捕捉說世界經濟的變化會帶來什么樣的機遇,會有什么樣的挑戰,怎么樣能夠抓住機遇趨利避害。

今天從經濟走向來看,按現在的匯率看,我們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按照購買力評價,我們2013年超過美國,貿易上剛才講我們是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如果從經濟增量來看每年新增的GDP是全世界最多,比美國還多,去年還貢獻了25%,在危機剛剛爆發的時候,可以貢獻全球增長的40%。這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中國的變化會影響到世界,也就是說中國經濟它的全球經濟體系里面變成一個很重要的自變量,當然這個自變量影響了世界經濟,世界經濟會反饋于你,是一個互動的過程。

所以要求中國人在看待中國和世界關系的時候,你要有個全新的視角。

其實國際社會早就感受到了,中國比如說我們開年底經濟工作會,關心的不僅僅是中國人,全世界人都會很關心。全球的金融機構、投資銀行、咨詢公司都在想盡可能早地了解信息,對中國的經濟政策的調整做出預盼,然后才能提前準備好它的對策,來把握中國政策的調整,中國經濟走勢的變化會帶來什么樣的機會?帶來什么樣的沖擊?

國際社會的感受可能比中國人自己的感受還要更強烈,還要更早。我們因為長期作為發展中國家,還老覺得世界影響我,但今天我要說我們看世界的時候,世界繼續影響我,而且影響越來越大,但是我們也影響世界。這就給我們提出一個很重要的題目,就是當你對全球經濟已經有很強的影響力的時候,你怎么用你的影響力。

比如說現在開G20峰會,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內容是國際宏觀政策的協調,全球經濟都不好,美國說我要加息,大家說你緩著點,因為你的宏觀政策有外溢性,你是按照美國經濟增長的狀況來制定宏觀政策,誰也沒有辦法,但是你是世界第一大國,是世界領袖得付出點責任,不僅要考慮經濟政策對本國經濟走勢的影響,你還得想想,還有很多哥們在水深火熱之中。所以還要考慮經濟政策的外溢性。

當然美國人也會想,也會利用宏觀政策的影響怎么能夠在全球經濟里面創造出對它有利的機會。

今天輪到中國了,我的一些政策調整,一方面我要考慮自己,另外一方面我還要考慮世界,所謂大國的責任,那么在考慮世界的時候還必須考慮我的政策出臺以后,怎么能夠在國際社會上給我創造機遇。

如果我說我這個國家大了,沒有這種意識,按照自己的需要來調整我的政策,那你會發現對國際社會產生很大的沖擊,國際社會都恨你,討厭你,覺得你不負責任,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你會給自己創造挑戰。

所以說當我們有了國際影響力的時候,我們就必須得有一個全新的認識中國和世界關系的視角,它是一把雙刃劍。我們在任何重大政策調整的時候,就在想著我的政策既要利己,也要利他,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而且你利他的同時恰恰最終還是利己的,因為利他的時候在給自己創造機遇。如果說不顧他人,你的政策會創造更多的挑戰,最終也是受害者。

所以說我們規模的變化使得我們和世界的關系發生了改變,對我們下一步的開放戰略必須要考慮的因素。

第二個不是規模的變化,是結構性的變化,這是我們比較優勢的變化。中國在經過三十多年的開放,我們說一個巨大的成績是實現了中國的全球分工體系的一個飛躍。從依靠初級產品出口來參與全球分工的競爭,變成了一個全球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國,依靠的是什么?依靠的是低勞動的勞動。

現在看95%的出口是制成品,95%的制成品絕大部分是勞動密集型的增值環節,如果看海關的統計,會發現說按照產品的目錄30%是高新技術產品,但是這些年經濟全球化深化帶來一個重大的變化是形成了全球生產價值鏈,大到飛機,小到一個手機,都不是在一個國家生產。所有的蘋果手機不都是在中國生產嗎?沒錯,還都是在一家公司生產的,在富士康生產的。但是富士康只是在最終的組裝環節,你要打開它看,整個設計是蘋果公司提供,軟件是蘋果的,還有很多APP應用是好多公司提供的,還有芯片是美國公司提供的,存儲器是三星提供的等等,甚至里面還有些零部件是菲律賓提供的,是好多國家共同才生產出來一個智能手機。在中國的最終環節,是組裝。

如果從全球價值鏈角度來看,中國在這里面到底占多少比例?早幾年,有一個人把蘋果手機生產價值鏈做了一個分析,他發現中國在這個價值鏈占的增值的比重不到5%,3.8%。很可憐的,而增值環節還得是勞動密集的環節,

所以說直到今天為止,我們參與全球分工主要靠的是低成本的勞動力來支撐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活動,但是經過這么多年的發展,這個優勢在逐漸地喪失。

首先是從整個的人口的供求來看,中國的勞動力總量在2012年的時候達到峰值,然后每年開始減少,減少200多萬,300多萬,峰值已經過了。然后從劉易斯拐點來看,過了第一個劉易斯拐點。從收入水平來看,改革開放之初的時候,人均GDP 148美元,現在接近8000美元,這是一個發展的最大成果,但是它帶來的就是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和國際比較20多年前,東盟的一些國家,工人的工資是我們沿海勞動密集型產業加工貿易公司的三倍,今天反過來了,我們是別人的三倍。

這就意味著說,支撐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國際競爭的基礎因素、勞動力的因素正在發生重大的改變,所謂的人口數量紅利在迅速削弱,在逆轉。

并不是說中國人沒有出路了,傳統的優勢是在減弱,而且現在到了一個臨界點上,在有限的年份里面使得我們勞動密集型產業面臨嚴峻的挑戰,來自外部的競爭。

與此同時,一些新的優勢顯現出來,國內的大市場優勢,人力資源的質量優勢。比如說我們有一年畢業760萬大學生,這個數量里面還有280萬是理工科學生,理工科學生的數量是全世界排第一的,后面比如說美國、日本,排在后面的五個國家加在一起每年畢業的理工科學生還沒有中國多。

大家說這是什么意思?這個里面很有意思。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人力資源的優勢。在早些年我們曾經跟跨國公司進行調查,問跨國公司:中國在你的未來戰略里處在什么樣的地位?你對中國采取什么樣的措施?

跨國公司最后說主流的,一是以前把中國當成一個面向全球的低成本加工組織基地,現在和未來我要進入中國的市場,戰略目標變了。怎么辦呢?要把高端的制造活動轉過來,把服務轉過來,甚至把總部轉過來,還要搞研發。回答問卷的31%的跨國公司說要到中國搞研發。

我們去當面調研和座談,問為什么要在中國搞研發,說兩個基本的原因:一是要進中國市場,要針對中國市場進行研發活動,否則在中國市場沒有競爭力,所以必須要搞研發。二是我要利用中國的研發人力資源。我們說中國的藍領工人比起發展中國家來說已經貴了,但是研發人員呢?全球的研發活動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搞不了。我們的研發人力資源數量很龐大,而且相對發達國家來說成本低得多。

所以說這些跨國公司跑到中國建的研發中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考慮,利用你的人力資源開展面向全球,面向未來的最前沿的技術公司。比如GE公司,在上海建的研發中心,是全球七大研發中心之一。它承擔的不是說把GE的東西賣到中國來,而是開發面向全球的嶄新的技術。主要的考慮就是中國的人力資源新的優勢。

當然我們還看到中國這種產業配套能力,這個是很重要的。比如說無人機,我前段時間看到一個分析,三年前,美國一家公司叫3D無人機公司,那家公司曾經一度被市場認為是未來全球無人機產業的領袖企業。兩年多前在美國拉斯維加斯有個叫全球的消費電子展,它去參展了以后發現有一家中國公司,叫深圳大疆,這家公司做的無人機技術上略微有一點點差距,但是差距可以忽略,但是成本非常低。

美國那家公司一個無人機賣三千美元,當時大江一個無人機賣一千三百美元。這個電子展結束以后,決定說我們退出江湖,不能再搞無人機了,因為有大疆,所以就不干了,干不下去了。所以這家公司轉成一個軟件公司,不搞無人機了,市值大幅度萎縮。

深圳大疆其實是一個很年輕的香港大學畢業的學生創業搞得公司,短短幾年占全球無人機市場的一半,它靠的是什么?它有技術,美國也有技術,甚至他們的技術比我們強一些,但是它靠的是在珠三角長期形成的非常齊全的配套和低成本制造的優勢。有個產品出來很快就可以推上市場,而且成本特別低,形成新的國際競爭。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在過去這么多年工業化進程中形成的產業配套,這是我們歷來在高科技產品技術密集產品上我們形成國際競爭力的基礎。

當然還有中國完備的基礎設施,連奧巴馬都說美國沒高鐵,中國有高鐵,其實中國有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后發優勢,所以我們無論在傳統來說,交通、電力各方面,我們用的是全世界最先進的技術,中國的高鐵技術現在是全世界在用的最先進的,比如說電網我們有超臨界,超超臨界的電網,這也是電網技術里最先進的水平。

所以中國的基礎設施是有一個后發優勢的,而發達國家因為搞得早,所以很多基礎設施已經老化,要更新基礎設施成本是非常高的。碰到一個在美國工作的同事,說到北京感覺真好,說坐地鐵10號線又干凈,開的又穩,看美國的破地鐵,又臟又慢,它其實是一個后發優勢。說高鐵,一個硬幣立的不會倒,我那天試了一下,拿了一毛錢的硬幣真的不倒,說明它在高速運行下是相當穩定的。

我們在基礎設施方面也是有后發優勢的。當我們說傳統的勞動密集型低成本優勢快速喪失的時候,新的優勢在顯現出來,意味著說未來參與全球競爭利用好新優勢來應對傳統優勢快速喪失帶來的這種變化。

全球治理機遇和挑戰并存

所以在這個背景下,我們總結一下說,新的國際環境里面,有很多的機會,很多的挑戰,比如說外需的低迷,競爭的加劇,貿易保護為抬頭導致的貿易摩擦,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的行為的增加,貿易環境的惡化,跨境資本的流動導致金融風險在增加。

全球的治理這里面應該機遇和挑戰并存,新的規則不利于你,但是我們又有了參與全球治理的一些新的機會,影響力越來越大。對中國來說國際環境變得特別的復雜,這種復雜在于說一方面是看到你的機遇,愿意在經濟合作上和你合作,另一方面是中國大了以后對中國的擔心,對中國的崩潰論,這些東西交織在一起使得我們的國際環境非常的復雜。

另外一方面有新的機會,和當年我們說勞動密集型跨境轉移的機會、全球繁榮的機會是不一樣的,這個機會首先沒有變的是和平與發展仍然是世界主要潮流,盡管有所謂的逆全球化的造詣,但是總體來看全球化還會繼續升華。新技術革命帶來很多機會,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機遇和挑戰也是并存的。

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一方面我們如果做的好,是有可能在新產業里面形成新的國際競爭力,大家可以看到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這些全球有影響力的大企業。

同時,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新技術革命,提升改造我們的傳統產業,因為我們是有龐大的存量,龐大的制造業、服務業。比如說汽車,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車生產國,汽車消費國,但是從企業來看,中國這么多的汽車企業還沒有一個真正能夠在全球汽車產業格局里面通過自由的品牌,自主的技術來參與全球競爭形成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集團,沒有。三大三小合資了,剩下吉利、長城這些民營汽車企業還在競爭力積蓄的階段。

全球的汽車工業的分工格局是比較穩定的,德國有三家,美國有三家,日本有三五家,把汽車工業瓜分的差不多了,韓國還有一兩家,中國汽車工業要在傳統的汽車格局里面突圍其實是不容易的,但是新技術革命帶來了新的機會。

比如說新能源汽車,現在的特斯拉出來了,如果沒有新能源汽車這種革命的變化,很難想像美國會蹦出一個新的汽車公司來。美國三家市場競爭已經很激烈了,因為有了新的技術,帶來了新的汽車產品,所以橫空出世,突然出了一個特斯拉,中國好幾十家做新能源汽車的,誰會笑到最后不知道,市場會進行篩選,但是給了我們一個機會。

再比如說現在有一些已經在做智能汽車,無人駕駛汽車,信息技術革命帶來的變化,它也會打破原有的產業格局。所以說新技術革命如果說我們抓住了這個機會,我們是有可能會實現彎道超車。如果說我們沒有抓住這個機會,或者說戰略不對頭出現了失誤,所以也可能在新技術革命面前掉隊,和先進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所以確實要求我們認真地去研究新的戰略,怎么能夠繼續抓住重大機遇。

另外還有其他的方面,全球性的基礎設施建設熱潮,給中國出口成套設備、裝備是一個非常有利的變化。還有金融危機爆發以后,海外出現低成本并購的機會,讓中國企業可以通過海外并購來整合全球的資源,已經有很多成功的案例。這確實是一個機會。

我們有大量的人才在中國匯聚,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你會發現和以前不太一樣,以前的機會是世界工業化的需要,有利于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張,經濟快速增長的機遇。今天的機遇更多是有利于中國產業結構升級,競爭力升級,這是一些新的機會,而這個新的機遇恰恰契合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的階段的需要,這個新階段我們說就是中國經濟的新常態。

過去我們在工業化的初期、中期和現在的中期和中后期,目標過去是快速推進工業化,現在的目標是加快推進結構升級和效率的提升。新的增長動力過去是要靠各種要素的投入,現在更多要靠創新。全球分工地位過去我們是從依靠初級產品,然后進入到一個低附加值的產品和服務的分工領域,未來我們希望能夠通過在技術和資本密集的制造與服務形成新的競爭力。

未來要堅定不移地擴大對外開放

所以在這種條件下,就給我們提出新的要求,那么未來怎么辦?未來首先要堅定不移地擴大對外開放,不能夠說開放的已經不錯了,發展的程度也很大,是不是可以考慮緩一緩開放的步子?我們是個大國可以關起門搞建設?各種各樣的想法不斷在出來,表現出來的都會有其他的形式,所謂民族主義的情緒,民粹主義等等。

所以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首先我們要堅定不移地堅持擴大對外開放,這是一個重大的判斷。為什么這么說?首先這是一個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中國和很多其他國家不一樣,我們祖上也是發達國家,我們是一個文明古國,對中國來說不叫新興,是復興,所以總書記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人家也看的很清楚,俄羅斯的歷史學家說中國在人類歷史上兩千多年都處在領先的位置,只不過這一百多年衰落了,所以對我們來說是要復興。但是我們的一百多年衰落的原因是什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閉關鎖國,就是自滿自大。

為什么說這個話?英國爆發了工業革命以后英國迅速崛起,英國開始在全市場找市場找資源,滿世界跟人談貿易,到了1793年的時候,那時候是中國歷史上封建社會、農業社會最鼎盛的時候,康乾盛世,乾隆皇帝在位的時候,英國1793年的時候帶來700多人的代表團跑到中國來,我們的皇帝正好在避暑山莊休假,代表團就去拜見皇帝說想和中國通商,乾隆皇帝應該說也是很英明的皇帝,說天朝大國,物產豐盈,什么都有,所以就不需跟你互通有無了。你給我的工業品我看不上,都是玩具。所以就拒絕了英國通商的要求,也沒有覺得怎么樣,拒絕就拒絕了。

但是我們說過了二百年回頭再看的時候,他拒絕的可不是一個簡單的通商,其實是和歐洲發生的工業革命擦身而過。所以說1793年以后不到50年就有1840年的鴉片戰爭,然后中國人就打敗了,為什么打敗?說了一大堆理由,如果看的更重大一點,你會發現這是兩種文明的戰爭,是工業文明和農業文明的戰爭。所以你不打這個仗結果也是可以預測得到。

曾經我們的GDP占世界的一半,三分之一,但是因為我們閉關鎖國我們就因此而落后,因此落后而挨打。所以到1840年以后,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的志士先行們都在尋求救國的道路,其實就是在補工業化的課。今天雖然有了大的成績,比起當年的領先地位還沒有到,所以我們今天沒有任何資格說要關起門來自己干,誰關起門來誰就會迅速地衰落,所以習主席講中國開放的大門永遠不會關。這是時代的要求,是自身發展的要求,堅持開放的理念必須牢固地樹立起來。

除了歷史的教訓,過去三十多年擴大開放取得巨大的成績之經驗,通過擴大開放我們可以利用全球的機遇加速發展自己。所以正反兩方面,既有經驗,又有教訓,告訴我們還得擴大開放。如果看一看今天開放一方面取得巨大成績,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的開放度并不高,跟很多國家相比開放度還是比較低的。

中國進一步開放的空間還很大

從積極意義上來理解,我們進一步開放的空間還很大,我們進一步做好開放的文章收益也將是巨大的。所以說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剛才講面臨新的挑戰,新的機遇,只有進一步擴大開放,才能夠抓住新的機遇實現趨利避害。

但是說光有開放是不是一定能成功?這個不一定。在全球化浪潮下,真正關起門來自己干的越來越少了,閉關鎖國的越來越少了,越來越多的國家都是自覺或者被動地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里,但是這些都是開放的國家,并不是都成功。其實有相當多的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并不是成功的,是失敗的。

那就告訴我們一方面你關起門來注定失敗的,開放如果你的戰略不對頭也未必會成功。所以對我們來說是兩個啟示,一是全球化背景下一個國家想發展必須要堅持開放,二是要想取得成功必須有開放戰略。開放的戰略舉措不對也得不到趨利避害的結果。

所以在這個背景下,我們說外部環境變化,內部條件有變化了,內部發展對開放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我們要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制定新的開放,沿用過去成功的戰略,新的時期未必會成功。

所以這個戰略有兩個新的目標,一個目標是適應比較優勢的變化來提升我們的參與全球競爭的競爭力,是一個競爭力升級。二是適應中國和外國關系的變化,作為一個新興大國要處理非常復雜的國際關系,所以需要實現中國和國際社會互利共盈。這兩個目標綜合起來稱之為新興大國的競爭力升級戰略。在這個戰略下,它的重點和舉措也有很大的區別,以前是靠引進出口型的投資發展加工貿易來擴大勞動密集型制成品的國際市場份額來賺取足夠的外匯,進口先進的技術來支撐中國的工業化,那是過去,現在情況不一樣了,現在我們需要形成國際競爭新的優勢,這個新的優勢不是傳統的勞動密集型,而是要在技術資本密集的制造業和服務業形成競爭力。要在我們傳統產業里面高附加價值的環節上形成參與全球的新的競爭,然后構建一個開放型經濟的新的格局,這個格局是全面開放的格局。

一個是空間上的格局,要從沿海內部,沿邊協同開放,這是空間上的新的舉措,然后是雙向開放,一個是在產業內容,我們開放的領域一個全面開放的格局。也就是說從過去以貨物貿易為主,現在是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要并重。過去貿易為主,現在貿易和投資要并重。過去是引進來為主,現在是引進來和走出去為主。過去我們強調的是實體經濟的開放,現在還要加快金融的開放,加快服務領域的開放。在經濟開放的同時,還要注重參與全球的治理,在全球治理體系里面來引導國際規格,向更有利于發展的國家的方向的演變,支撐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從而形成一個叫做互利共盈的相互關系,按照總書記的話說形成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邁向命運共同體,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當然還需要在這個進程中防范風險,要把握保證我們的金融安全和資源安全等等。

這個新的戰略是需要新的舉措,特別是要通過調整我們在資本密集的產業的發展戰略,這些產業像汽車、鋼鐵,原來是貶值的進口代替的發展戰略,是不利于形成國際競爭力的,這些產業存在著保護過度,時間過長的問題,所以整個調整這些資本密集產業的發展戰略,盡快地形成國際競爭力,以形成國際競爭力為主要目標來制定新的發展戰略。同時,要大力推進改革,特別從微觀主體上,要打造一批中國能夠參與全球競爭的跨國公司,這里邊有非常重要的一個任務,就是國有企業。為什么特別強調國有企業?中國大企業里面前一百家大概有九十家是國有企業,所以國有企業的改革關乎全局,關乎中國參與全球競爭新優勢的形成。

最近中央關于國有企業加強黨的建設的會上講到說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控制力,影響力,還有國際競爭力和防范風險能力。所以在現在我們明確提出來就是要增強國有企業國際競爭力,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所以按照這個目標要求來推進國有企業的改革,還有大量的體制改革的東西,必須在我們說通過戰略調整,通過改革這些扎扎實實的舉措才能夠實現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外開放像過去前30年一樣趨利避害取得巨大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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